包括步行穿越室內空間、最佳化捷運站至極力交通，包括都委會幕僚意見說要修正法定七樓位置，包括埋設蓄水箱，包括公眾停車位要設定一定數量的電動車位及充電裝置，還有任養附設公園，另外還有保百二公尺，最後當然調到一千，然後最後簽約是一千三百八。不斷的變動，還要要求連行到改善及退縮。也就是說我們想問的是，到底最後這個方案跟我當年送審議到底有什麼關係？

黃景茂在一一零年二月十六號卸任都發局長，修正後還有四次的都委會會議或專案小組會議，都有至少有三次是十次討論、二次便當會。七八三會議之後，還有經過都審會四次的會議討論。京華城所提的申請修正內容已經經過多次修正，最後到底為什麼會認為說因為你當年有送審議得到一個研究意見，最後就是你要蓋「瓜全壽」？

好，那我們要講，早上彭振聲跟邵琇珮都認罪了，那我們跟何一平報告說為什麼被告黃景茂不認罪？邵琇珮有認罪嗎？他有承認說違背法令嗎？沒有。他有說二十四條不可以給農地獎勵嗎？沒有。他說可以合體性、對待性。他有說不足嗎？他說他是獨處會合室審議。那他真的有認罪嗎？彭振聲主觀上認知說他沒有違法，他主持都市會議的時候都有讓委員充分發言，他也沒有影響都委會委員之選聘或給予特定結論的指示。我記得我結問他，問他說：「你知道你為什麼違法嗎？」他說：「不知道。」檢察官有沒有告訴你什麼法條？他說：「不知道。」我說：「那如果沒有告訴你具體法條，你跟你的辯護人怎麼幫你辯護？」他說：「我相信檢察官的專業。」

所以我們想要思考的是，當然他們做為被告，他們有他們人生的選擇，他們可以低頭認罪，但本件他們真的認罪嗎？還是他們是認輸？他們每次來，我其實感觸都很深，他們內心對這整個偵察過程當中受到待遇，他們害不害怕？他們感受到委屈？他們對偵察機關是不是徹底失望？這才是透過這案子我們要知道這兩個被告的心態。

彭振聲、邵琇珮認罪之後，他們認罪了，賈樂將還是判有罪了。回到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會怎麼想？我想柯市長感想一定是最深的。公務員會說：「早知道不要解決問題。」商業辦公大樓在臺北市是極其稀缺的資源，臺北市很多辦公室我們經營師傅都知道，我們住辦公室住不到，很多人是兒子的兒子出來住的。商業辦公大樓都市更新推動非常困難，所以有商辦大家就會想要買，但是整合困難，要蓋的人也不多，那他擺著就好了，不要解決這個社會商業住宅的需求、商業辦公室的需求。所以他們認罪、判有罪，判他們認罪，將來判有罪，臺北市公務員會想怎麼想？多一次不如少一次，不是嗎？

邵沛、彭振聲跟邵沛認罪背後真正最大的信心危機是，他們會懷疑自己為什麼要當一個正常的人民公僕？他們不用優秀，正常就好了。他們就認為有爭議，有爭議那沒關係啊，送大會公開辯論。邵琇珮就這樣想的，誰這樣想的？剛剛看了一一三年十一月十六號林洲民拿出去的便箋，一零六年他怎麼跟柯市長報告的？他說審議要回覆一．二八四，我們讓他去都委會陳述他的陳情意見，公開透明，他是這樣講的。所以我們給他容積有三九二到五六〇。邵琇珮一樣在都發局，他覺得他有做不一樣的事情嗎？

所以為什麼黃景茂他堅決不認罪？第一個，我們是沒有罪可以認，連犯了什麼罪名都不知道。第二個，送研議是依照臺北市政府內規「釐清重大爭議」，這個鄭聲原律師在幫柯恩哲市長辯護的時候有提出，他們的解決這些爭議的流向圖，其中一個就是釐清重大爭議，或涉及人民權利應該要送研議。所以當時送研議的出發點絕對是善良的。好，都發局是依照監察院的議旨去辦理公展，目的是要收集各方意見，公正公開，更是土地權利等的權利，也符合行政法院的判決議旨。

被告黃景茂在實施審議之前早就不在臺北市政府，他是協助的是國家住宅中心解決民眾社會住宅的問題。本案送研議之前早就有多次訴訟，期間將案件提交都委會研議。於審議的事實，以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路人於罪，這個是典型的文字遊戲，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這個規定，且是因人而異的偵查與起訴標準。檢察官論告的內容如果有到底的話，林欽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