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到一段話，辯護人其實非常認同，法官說人民接受法官的訊問會緊張、會有壓力都是正常的，但我們不能因為受詢問的人感到緊張、有壓力，就說是不正當訊問。辯護人反覆思考這句話背後的邏輯，其實應該是想要說：當事人感受到壓力、緊張是每個人可能都會有的情形，但不是不正當訊問的判斷標準。有無不正當訊問，還是要看有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的規定。

這樣的說法其實可以用來回應這個問題：公務員因為議員的諮詢、索取資料或要求說明案件進度而感到壓力，在輔佐體系的運作當中，本來就是一種常見而且可能會發生的主觀反應，並不能因此就推論議員的行為違法或者是違背職務。不只是輔佐，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也是如此，在任何的人際互動中，不論是上對下、平行溝通，不論態度好壞，都可能因為個人的性格、經驗、家庭背景、心理狀態不同而有不同的反應，或許產生壓力，或許沒有感覺，每個人都不一樣。

今天被告在法院接受審判、接受審判的質疑，會不會緊張、會不會有壓力？可能會，但我們不會因此就說法官、檢察官你違背職務。因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感受到壓力從來都不是法律判斷的標準。違背職務的認定，應該回到行為本身來看，我們要看是否逾越職權的範圍、是否違反具體的法規範所揭示的戒命或禁止規定，而不是以行為相對人的主觀感受來取代構成要件的判斷。

如果一個行為，它本質上就是議員依法行使監督行政、反映民意所知、要求說明的職務範圍內行為，那麼即便公務員在主觀上感受到壓力，也不能因此轉化成違背職務的行為。因此在本案當中，即便部分證人陳述他主觀上感受到壓力，也不影響應曉薇行為本質的法律評價。因為依照一一○年大法庭裁定的見解，這些行為都屬於職務上行為，不會也不能因為感受到壓力這種主觀描述就推論成違背職務。

所以同樣的一句話來為這個問題辯護：公務員接受民意代表的質詢、所知關切會緊張、有壓力都是正常的，但我們不能因為公務員感到緊張、有壓力就說是違背職務。綜合以上的論述，應曉薇在本案的行為沒有違反任何法規範戒命或禁止要求，所以沒有違背職務，也沒辦法構成違背職務收賄罪。

最後請容許辯護人用幾句話回到刑事司法最根本的立場：刑法從來不是用來處罰讓人不舒服的行為，更不是用來回應社會的情緒、政治氛圍或不安的道德。刑法只處罰法律明文禁止、構成要件明確而且經過嚴格證明的犯罪行為。在本案當中，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民意代表行使法律所賦予的質詢、監督、協調、所知與誠情轉達的職權；我們看到的是一連串法律未曾禁止、制度本就允許、實務長期存在的公務行為；我們卻沒有看到任何一項明確違反法規範的行為，更沒有看到任何一筆足以證明對價關係的證據。沒有對價，就沒有收賄；沒有違反職務，就不可能成立違背職務收賄罪。

長官或許認為這樣的結論太輕描淡寫，但辯護人要說，這不是輕描淡寫，而是刑法本來就該有的透明，是構成要件解釋下當然的本質。如果今天連依法行使職權、沒有違反任何的法規範、也沒有對價關係的行為，都可以因為看起來不太對勁、社會觀感不佳，就硬生生地推入最嚴厲的刑法體系當中，那麼被審判的就不只是應曉薇這一位被告，而是整個罪刑法定原則跟法治國的底線。我們刑事審判的重點不在於指控的聲量，而在於證據是否足以排除合理的懷疑；不在於誰說的故事比較動聽，而在於法律的適用是否正確。在本案當中，假如沒辦法證明對價關係，也沒辦法具體指出違反了哪一條法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