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為了市民的福祉建設議題，參與市長主持的便當會，是多數議員都會參與也經常性在做的。我個人共參與十六場便當會，其中提及「京華城」三次，這三場的內容總共建議市價近達二十一項，這都是我為市民服務的常態。

檢察官刻意強調便當會其實只不過是議員跟市長的座談會議之類，但是你們知不知道，少則參與便當會的有十五人，多則四十人以上？這一如裡長也有「市長與裡長有約」的座談會議一樣，更達百人。但是除了上面這些方式，民意代表沒有能力、沒有權力，或用任何的方式改變既有的法令。陳情人的請求事項能不能夠被接受、被允許，都是要由市政府各局處、各單位依其規定，合法合情接受陳情。這要由公務機關人員依據相關法令、規章，或依照行政裁量，做最後的合情合法決定。

而我應曉薇就是扮演一個盡責的議員，在中間轉達陳情人的意見跟溝通的角色。市府在接受陳情後，就變成公務員跟陳情人之間的協調與指導。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他對於陳情的民眾任何的請求，也要合於政府法規、依法做事，不會也不可能因為議員的轉達陳情，公務員就可以違背法令。再則，議員本職就是在監督行政官員，這種職務上的本職，就是一種壓力的來源。其實我們身處的世界，壓力無所不在，任何人面對壓力的認知和感受是不同的。有人甚至到議會的備詢，他也有壓力；有人就會覺得你對他怒目咆哮也不會有壓力啊。更何況我不是這樣的一員。行政官員覺得有壓力，並不表示壓力確實客觀存在，更不等同於我所謂對公務人員有施壓之情勢。

對「京華城」的案件，我就陳情事將所有的協調跟建議，都出於我為服務的本心，就是一般行使職務的常態，不應該被曲解認定我在施壓，甚至是違背職務，這當然就是在羅織罪名。

我要說，我認識於雪紅老師已經超過三十年，他指導我一起到監獄做受刑人的監所教化工作。因為幫助更生人重返社會、改過自新，等於幫忙整個社會提供一個更和諧、更安全的環境。沈慶京先生是透過老師我才認識，他自己就是更生人，變成成功企業家，所以他非常認同老師的理念：只要勇於改過自新，就有成功的機會。所以老師創立協會前後，沈慶京先生也主動去監獄輔導。我個人陪著老師做監所教化工作，已經長達近二十八年。經過我輔導過的死刑犯高達三十人，我要他們認真反省、誠實認錯，尤其對被害人、被害家屬認錯再認錯。二十八年，我親筆寫信給受刑人的回信，鼓勵他們要發奮向上，出獄後不要再犯。你們很難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