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偵辦柯文哲而已，公平不是這個樣子。選後我委託邱顯生進行一個媒體企劃案，希望幫助民眾黨整合網路資源。我和邱顯生有簽契約、有企劃書，而且都白紙黑字。檢察官在傳訊的時候也都拿來看過了，邱顯生來接受傳訊的筆錄也講得非常清楚。結果檢察官挑我傳給幕僚的 Line 簡訊裡面有「投資」、「創投」這些字眼，就片面認定這是商業投資。因為我們在宣傳有提到「募款」兩個字，所以它就是「募款演唱會」，就是公益侵佔政治獻金。這不是在捏造罪名，這是現代的文字獄。你們就因為有那個「創投」、有「募款」，就說這個是商業，不然就是公益侵佔。

總統大選結束後，競選辦公室在去年二月就解散了，但是我們很多工作要收尾。事實上到去年八月我被羈押的時候，因為監察院、地檢署、調查局的重複調查，我們根本還在疲於奔命，在處理選舉的帳戶。競選總部因為已經關了，也沒有辦法再給員工投保，所以這些員工就轉到募可公司作為加保單位。他們實際的工作還在處理競選總部的收尾工作，薪資就由我的政治獻金剩餘款來代墊、代付。這是問過監察院的，是合法的。其他候選人也是這樣做，就只有柯文哲不行，而且還當作犯罪的起訴。合法運用政治獻金的剩餘款，檢察官不允許，這個跟高虹安案一模一樣。臺北市都委會用都市計畫法透過容積獎勵，在臺南、高雄、在別的縣市都可以，只有柯文哲在當市長的臺北市不行。法律選擇性的適用，因人設事，公平到底在哪裡？你們檢察官口中的公平，在處理柯文哲的時候，那顯然定義不同。你們真的有這樣公平對待嗎？其實你們一開始平常心辦這個案，就不會搞成這個樣子。

現在連我做競選小物也有罪。我們在募款初期採取捐款換小物的方式，後來支持者希望可以直接購買。事實上如果捐款換小物是政治獻金的話，要留什麼姓名、留什麼地址，大家覺得很麻煩，而且那些支持者他就是要直接買，所以後來我們只好把捐款跟購買就分掉了。要買的給他發票，要捐款的就去政治獻金專戶，而且我們就給他那個政治獻金的收據，一切合法合規。檢方居然把賣競選小物的所得一概視為政治獻金。如果販賣競選小物就是政治獻金，那麼賣賞小舖、小英商號、扁茂工廠，他們的所得也沒有進入政治獻金專戶，是不是現在也要起訴陳水扁、蔡英文、賴清德？這又是你們口中的公平嗎？

檢察官竟然說我透過募可公司要去侵佔我自己的政治獻金，我無法理解你們的邏輯。我為什麼要去侵佔我自己的政治獻金？檢察官正在創設法律條文的新定義。如同高虹安案，所有的公務員來出庭作證，都說過程是合法的，至於審議的結果是由獨立行使職權的都委會負責。你們檢察官不是都市計畫的專家，也沒有實際行政的經驗。當所有的公務員都說是合法的，除了那個作證的林慶榮說違法的以外，每一個都說是合法的。奇怪，你們檢察官現在憑什麼說他是違法的？現在臺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國家正常運作的方式嗎？

過去這麼一年多來，臺北地檢署在偵辦我的政治獻金案，監察院也不斷地來函查詢同一個案子，要我們回答問題。目前監察院已經裁罰我 240 萬，還要沒收 5579 萬，然後還在繼續調查當中。地檢署和監察院實在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