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物濫用的違法圖利罪，我們稍微整理一下這個判決。濫用財物權、影響決定公平性，就會構成圖利；行政處分如果不符合平等的原則，也會構成權利濫用之違法，讓自辦重劃業主負擔比較輕，因而加重了公辦重劃業主的負擔，違反平等的原則。最高法院認為構成財物濫用的圖利罪。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本案，當中沒有依照通案法令、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給永獎。他是單一所有權人、單一土地，量身打造、獨一無二，所以他違反平等的原則。他用一個行政處分，讓本案土地取得比其他非都更地區更寬鬆，甚至趨近於都更地區的容積獎勵。辯方認為他構成了財物濫用的圖利罪，便會有提到：我們所舉的或是我們在討論的很多其他都市計畫申請人，只有一兩個人，那也可以拿容積獎勵，也沒有平等原則的問題。很多案例其實都是用都計法第二十四條申請的，申請人當然只有一兩個人，但重點在於適用的範圍。我們之前所列舉出來的這些案例，其實都已經明確地告訴大家說，這些案例他們要嘛就是很多筆土地，要嘛就是很多個所有權人，要嘛就是大量的公有土地；就唯獨京華城案是單一土地、單一所有權人。

其實我們回歸到社會大眾對於土地行為最基本的理解，其實無非就是兩個字：特權。如果你是通案廣泛性地給，沒有特權的問題；但如果你是給少部分人，甚至只給一人，那當然會有特權的問題。特權不代表一定違法，違法的是沒有正當理由的特權。所以我們回到一開始想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公務員為什麼不希望對話？辯方已經給答案了，因為他們覺得京華城在享受特權。

再來探討利益衡量跟對價性的部分。我們其實提出了都發局的一個鑑價，認為說當時的百分之二十容積獎勵，平均市價是一百二十一億五千四百五十六萬七千四百八十八元。或者說，你這個是事後一百一十三年做的一個鑑價？不是。如果各位法官看得夠仔細，就會看到價格日期是寫一百一十年十一月十九號。所以他雖然這個資料是在一百一十三年提供給地檢署的，但是他所參考的價格日期是回到案發當時，也就是一百一十年十一月的價格。

都發局的那時候的計算是認為：移撥城市的容積獎勵收益是二十三點六億元，回饋的專案是二點九三億元，差了二十億元。那後來在一一三會議前所製作的資料，也顯示了移撥城市的容積獎勵跟回饋專案的價值，差了差不多二十億元。那我們也說過，這些資料並沒有進到都委會審議的過程當中。辯方有個說法是：他們認為這個保證金八十七億應該要算到成本，而且應該要算成是回饋專案的價值，因為這些東西呢，是會回饋給臺北市民的。

但是我們也同時看到，其實協議書寫得很清楚：保證金是會退的。什麼時候退？當乙方在領得使用執照之後，取得標章之後，可以減免使用執照，或者還有各種的標章；還有本協議書的內容，像甲方就是北市府無息退還保證金。所以他們拿到標章、拿到使照，就可以申請退還保證金。這些保證金，不管它幾億，不管它是八十七億還是多少億，它都不會給市民，這並不是給市民的回饋專案。

那我們之前有講到，依照辯護人、他們辯方自己提出來的這個價格的評估，加起來成本跟相關的一個回饋專案的價值，是三十億跟一百二十億，差九十億元。那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都委會沒有拿到這些估算的資料？其實我覺得也很容易理解。如果今天我們做為都委會的委員，在會議的桌上，我們擺的資料顯示說：在對價性的評估當中，申請單位可以拿到一百二十億元的容積獎勵，卻只需要回饋三十億給市府，是問哪一個委員敢透過這個都市計畫案？辯方說本案都市計畫讓京華城虧本，如果真的虧本，那為什麼還要申請容積獎勵？如果這些資料是可以參考的、有實際依據的，為什麼沒有在審議的時候拿出來，到審判中才拿出來？而且這些資料的來源跟計算方式都是不明的呢？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認為是不可採信的。

再來我們回到三位公務員的審查標準，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標準來檢驗三位公務員的行為？他們都有專業性。彭副市長曾經擔任過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長、北市府的副市長，他也負責督導工務局、公務員跟都委會。黃景茂先生，他當時是工務局長；那邵琇珮，他當時是工務局總工程師。他們三位都是專業的官僚出身，都具有高度的專業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