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從黃景茂以下這些公務員，特別是邵琇珮，我看他真的很難過。他以前不是長這個樣子，他以前是開會很敢舉手的，都跟我變的，現在變成一副行屍走肉。我跟你講，我講太多好像有在替應曉薇講話。民意代表來關說每天都有，黃景茂那天來講的話最準確，他說：「我當公務員四十年了，什麼樣的民意代表我沒看過？大風大浪我都經過了，所以來聽一聽可以，才幫你做；不行也不行。」

還有一點，我在當市長的時候，我有陳情制度。公務員要是覺得說這個有壓力、他受不了了，或是議員他覺得很討厭，他們通常就直接送陳情討論，給市長扛。謝志光或者是北市府科長全部有進市長室會議討論過，就是京華城沒有意思，就是說不管議員怎麼講，公務員認為還在他們可以忍受的範圍內去做的。我也不是在替應曉薇講話。

所以結論是這樣，今天大概也是京華城案最後的辯論。我在這個案子看到很多人性的優劣，所以將來我們、我將來會怎樣我不知道。我看朱亞虎那個案子我就知道，就是我在前幾天跟審判長講那句話：臺灣的司法很脆弱，但是老百姓面對國家機器更脆弱。朱亞虎那個樣子實在是很好笑，你說他很好笑，我在看到人性的悲哀，真的，他到最後你跟他叫他講什麼他就招什麼。我們的國家司法是要保護人民，最後讓老百姓開始連他沒有做的他都全部都招了。我才知道說原來天啊，原來國家的威力這麼大，完全可以扭曲一個人的人性。歷史是少數人創造的，不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去觀影聯出來，無所謂的。

我看到朱亞虎、看到陳俊遠、看到彭振聲，還有那個邵琇珮的認罪，我都覺得蠻讓我以後會隨時警惕自己，我們使用權力的時候要想到說，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麼厲害，都可以扛這種壓力的。我看到人性的悲哀、人性的卑微。我講這麼多隻是讓法官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看每個人在這個本案的故事。

檢察官一開始要把這警罰層描述成一個什麼官商勾結的逼案，後來才發現原來我跟應曉薇之間完全沒有電話，也沒有任何什麼爛什麼通通都沒有。竟然當了八年市長，我沒有跟他吃過飯，所以後來你們那個故事就編不起來了，只好另外再編了。京華城案絕對不如你們想像那個什麼官商勾結，我跟應曉薇竟然完全沒有電話，也沒有吃過飯，也沒有私下聯絡過。如果都沒有這怎麼換一聯絡？這故事不是你們想像那樣。還好我跟他沒有聯絡，我要是跟他有什麼聯絡，哇，這下面故事更多了。

我跟沈姓晶是因為藍白合那時候才接觸多一點，真的在當市長的時候見面也沒有那麼多了。那是已經到二二年了，對不對？已經開始後面選舉了，那時候才是因為他幹過國民黨的中常委，很熱心在撮合，不然沒有常常那麼見面。不是我在市長是我見了哪個財團的老闆就一定有什麼勾結，拜託我跟你講，我們是民選的，好歹都是應付的。

還有一點啦，因為我們是小黨，所以人家來我們都很就是盡量接見，人家來我沒有辦法像蔣萬安那樣完全保護得好好的，我們都要靠自己去盡量接觸。我再跟你們檢察官講一遍，京華城案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搞什麼官商勾結。這個案子會走完一定有他的歷史背景，不可能我的那些臺北市的公務員一大堆人，包括都委會每個人會讓這個案子這樣走過去，每個人都覺得這個有問題讓他走過去，不會的啦。相信制度啦，沒那麼冷啦，你知道嗎？我剛才講的他本來就六百八十、六百七十八改建變五百六十，這就不合常規嘛。所以還有一點，南港大巨蛋都已經要重啟了，不然你整個南港戰計畫就一個京華城死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