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瞭解，那個年代裡面也是臺灣揚禮充斥的年代。那我呢，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幫派分子，跟我個性原來不一樣。所以我那時候自認為要做「對的」幫派分子，所以被壓迫者、被欺負的人，我都幫他們主持公道。所以自然在那個年代，我的身份證號碼我就故意不背它，所以到今天也不會背的原因。我補充一下，這就是檢察官問我的現金為什麼都一天到晚就是，也是因為這樣，我喜歡用現金。我到現在沒有信用卡，我到現在不喜歡用支票，道理是一樣。

那麼在那個年代裡面，我管閒事可以說管得相當多。我在那邊會主持公道，而且我那個有強烈的擴大地盤的觀念。我那時候甚至雖然是學生，我會規範那個時候的、在那一代的小偷：「你們不準在這裡偷，你們不準在這裡偷，要偷到外面去偷。」而且我很沒有辦法忍受人家在我面前欺負人。人家在我面前欺負人，今天在這裡面感觸很多，我就講一些。本來講別的就可以，我要講我們那個時候，我常常半夜到一家在南機場的新東南旅社裡面。就有一次，有一個被打傷的女孩子，女生完了太晚不敢回去，就住在旅社。結果別人要進去裡面強姦她，我就立刻主持，冒著被殺的風險去救她。她為什麼我今天特別講？因為她那時候在法院擔任公讀生。

我曾經還有救了一個女生，這個女生現在還在，只是身體不好。那也是人家都衝到房間裡面要去強姦她，我就衝到房間裡面把她救出來。這個人後來嫁給司法界的人，我也不想提她的名字，但是真正必要的時候，我相信她能為我作證，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冒著被殺的風險。那事實上我那時候管的閒事不勝列舉，不但管到我們在那邊待的東元街、南京東路一帶，也管到了，甚至到外縣市。所以這個說起來就像，我知道審判長剛剛提示不要那個，沒有跟今天沒什麼關係，我只是要說明我那時候跟一般的幫派分子也好，後來在工商界跟所有的工商界也好，甚至跟很多曾經有幫派背景、當了民意代表的，思想不過我也不盡相同。我心中自然有一把尺，也因為跟工商界的想法不一樣，所以剛剛在我講，我會在民國七十六年、四十歲的時候，那時候賺了很多現金，我願意去做那個人家不願意做的，那個贊助八百公里路、銀河巖，跟贊助老民。回答我，我那時候來找我贊助的是林峰。我問他說：「我跟你也不認識，以前你在演藝界這麼久，你應該認識其他的工商界的人，你應該可以找他說大家都怕捲入政治。」我說：「對啊，那捲入政治，你怎麼可以找我呢？」可是我覺得他做的有道理，我知道偷偷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