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就不會有行求、期約、收受不法賄賂之認識。那京華城公司在 110 年 11 月之減資，跟沈慶京後續之捐款，對應曉薇來說，是一個不可預料、不可期待之事情。那應曉薇在 109 年、110 年行使職務時，主觀上她沒有可能行求、期約、收受財物之認識。所以這樣之職務行為跟捐款之間，沒有所謂之對價關係。

何況說，一般在行求、期約、收受賄賂之情況，如果有行賄、收賄之一個範疇，一般都是用現金，或者是可以即時受用之財物，或者是可以直接掌控之利益，來讓這樣子之行為人能夠獲得實質之利益，來避免被發現。那本件沈慶京捐款到五個協會，是到這五個協會之帳戶當中。這樣子之捐款，是必須要經過請款、核銷、入帳之程式。那用這種方式來行賄、收賄，其實就只是留下一個犯罪之痕跡。那跟行賄、收賄必須要注重隱密之模式，是顯然不同之。那從邏輯跟事理常情，還有行賄、收賄之行為脈絡跟犯罪之習性，更是有所背反。所以也都可以證明說，本案之這個金流本質上是公益捐贈，而不是行賄。

那再加上應曉薇她是市議員，她只有監督、質詢跟建議市政之職權，她並沒有實質行政決策之一個許可權。那檢察官起訴沈慶京對五個協會之捐款行賄應曉薇超過五千萬元，但是對於握有實際裁量權之部分，她認為之犯罪金額卻只有一千多萬元。這兩者之這個金額差距是相差懸殊，而且有違經驗法則。那如果說沈慶京真的有行賄之意圖跟行為，是不可能給一個這麼高額之匯款。因為一個議員之有限職權跟影響力，不可能會有四五千萬這麼離譜之行情。那而且跟有實權之這個行政體系來說，更是輕重失衡。所以這邊也可以證明，沈慶京給協會之款項之原因動機，是在履行自己之一個承諾，還有做這個公益之捐助，不是針對應曉薇職務上之一個不法對價。

那後續呢，就是公訴人還說應曉薇在 111 年 6 月 17 號召開協調會，去持續護航頂月公司來取得本案之這個建造執照。所以沈慶京在 111 年 9 月，透過中情人力、中公保全跟中華工程，假借捐款之名義，分別匯款 30 萬元，合計 90 萬元到華夏協會。然後另外又讓造星化工跟中石化綠能，用政治獻金之名義，各捐款 30 萬元，合計 60 萬元到應曉薇之政治獻金專戶。那這部分呢，卷內其實有中情人力公司啊，還有中公保全公司跟中華工程公司之一個簽呈喔，跟轉帳之傳票，還有匯款之申請單喔，都在卷內可以去證明喔。那這裡面其實都是寫著，就是支援華夏關懷協會持續推行監所教化、問題家庭輔導跟犯罪防治之一個公益事務喔。而且也經過這三間公司之董事長親自之一個簽核喔。所以從捐款之目的、程式啊，都可以證明這樣子一個捐助跟行賄是沒有涉及之。然後卷內也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這三筆各 30 萬之捐助是沈慶京之受益或是指示辦理喔，更沒有去證明說跟應曉薇之召開協調會之職務行為喔，有任何一個對價。所以這個部分喔，顯然不是應曉薇 111 年 6 月 17 號召開協調會之一個賄賂、一個對價。

那造星化工公司跟中石化綠能公司呢，在 111 年 9 月之時候，用政治獻金各捐款 30 萬元到應曉薇之政治獻金專戶。這部分是屬於政治獻金法許可之合法政治獻金之這個捐贈喔。那捐贈之金額也在法律規定之上限範圍內喔，在法定期間完成申報跟入帳喔，沒有任何之違法。那這個政治獻金之本質，就是在於支援候選人之